《红楼梦》:等级制度下的“无情”与“有情”

红楼梦》首回即点出“大旨谈情”的主题,并表明了作者力图创作有别于传统“风月笔墨”“才子佳人”故事的良苦用心。书中涉及的情感是多层次的,不仅有亲情、友情和爱情,也包含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共情和同情。“情”发自本心,使个体与周围的人和物在精神上建立一种朴素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人也是社会的产物,情感的萌生与流动看似自然并且自由,实则亦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规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今天看来“无情”的举动,在小说中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和批判。这些“无情”,固然有人物性格的因素,更多的源于书中人物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红楼梦》:等级制度下的“无情”与“有情”

等级制度下的“无情”

首先看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探春对赵姨娘的“无情”。二十七回第一次详细提及探春对生母的态度:“他(赵姨娘)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五十五回赵国基过世,赵姨娘说到“你舅舅死了”,探春的反应是“气的脸白气咽,抽抽噎噎的一面哭,一面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道给谁没脸?……’”可以看出,探春虽然承认自己和赵姨娘之间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社会关系上否认了与赵姨娘及其家人的亲缘关系,并以这种血缘关系为耻。而五十五回的回目前半部分为“辱亲女愚妾争闲气”,褒贬态度非常明显,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赵姨娘的贪心和愚昧,但探春对亲生母亲的拒绝态度却没有受到叙述者或其他人物的批评,因为探春的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正常甚至正确的。

《红楼梦》的故事发生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背景下,当时的人际关系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别。贾府中“主子”和“奴才”阶层的分化,体现在衣食住行、权力分配和言语称谓等方面,这种分化在潜移默化中也导致情感上的隔离:在等级社会,现代意义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被限制在了同等级的人之间,不能流向低等级。[i]探春是“小姐”,属于贵族阶层,即“主子”,赵姨娘是“姨娘”,属于奴仆阶层,“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可以视作理解两者关系的关键点。探春称赵姨娘为“姨娘”,“姨娘”一方面是身份地位的标志,低于“妻子”和“妾”,另一种用法和“姨妈”相同,词语的内涵不包括“母亲”;这种对称谓的要求实际上强调的是“姨娘”的身份地位,而淡化了血缘关系。礼法上对“姨娘”作为母亲的权利否定也会无形中削弱庶子庶女对生母的情感。[ii]

主仆关系大于亲子关系,是礼法要求,这一点在书中有多处体现。第二十回,赵姨娘啐贾环被凤姐听见,凤姐也强调了主仆之分:“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如果父母子女皆为奴仆,父母理论上没有管教子女的权力,如五十八回麝月反击芳官干娘“便是你的亲女儿,既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骂得,谁许老子娘又半中间管闲事了?”奴仆应以主人的需求为中心,第五十四回,袭人在荣国府元宵家宴时没有出现,贾母得知袭人有热孝,仍然认为“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不成?皆因我们太宽了,有人使,不查这些,竟成了例了。”礼节上的守孝或情感上对亡故亲人的怀念不能影响到侍奉“主子”的工作,因而凤姐紧接着用“照看灯烛”的理由替袭人解围。由此可见,作为奴仆,第一身份是主人的附属品,相比之下,血缘关系是次要的。因此,探出对赵姨娘的疏离,首先是“主子”对待“奴才”的态度,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在当时却合乎礼教,是一种被等级制度间离的亲子关系。

“无情”的另外一种体现,是处于贵族阶层的“主子”对处于奴仆阶层的人缺少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共情。这里讨论的“共情”,是指设身处地理解和体会他人感受的能力和意愿,人格的平等是共情的基础。等级制度赋予“主子”和“奴才”的生命和人格以不同的价值,仆人作为附属品,对贵族阶层的意义主要是功能性的,一个仆人阶层的个体作为“人”的性情和感受很难得到一个贵族的尊重;而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等级隔离使上位者没有机会切身体会下位者的处境。“主仆情”虽然受到礼教支持,但这种感情是私人领域的,只发生在主人和自己的仆人之间,可能更接近现代意义上人对自己宠物或物品的感情,而作为贵族不需要同情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仆人”的悲惨遭遇,对低等级的人不会流露出现代人在某些情况下对陌生人会产生的共情。

听说金钏儿投井的消息,薛宝钗的第一反应是“这也奇了”,她劝解王夫人的话在很多人看来是冷漠的表现:“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者是在井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入画犯错,惜春让凤姐“或打,或杀,或卖”,可见丫鬟被驱逐的严重性,作为“小姐”并不是一无所知,宝钗这里说金钏儿出去后各处游逛,不应该生气等语,更多是为王夫人开脱,抚平其愧疚之心,言语中看不到对金钏儿死因深究的欲望或者单纯的对一个同样年轻的生命逝去的惋惜。对此时的宝钗而言,金钏儿的生命,并不比王夫人的感受更重要。而“主仆之情”在这里更多表现为物质上的“施恩”而非情感纪念,如宝钗所言:“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林黛玉对刘姥姥的态度同样具有代表意义。“母蝗虫”的绰号在今天的眼光看来未免太刻薄,但是在书中,黛玉对刘姥姥的一系列打趣被称为“雅谑”,在场其他人的评价也多是积极的。刘姥姥的身份是平民,社会地位理论上高于奴仆阶层,即包括鸳鸯、平儿等在内的贾府丫鬟。但财富上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差异,加之礼教上对贵族未婚女性的隔离,作为衣食无忧的贵族小姐很难有机会切身体会到“贫困”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只能从表面上看到不合时宜的言行举止,因而贾府姑娘对刘姥姥普遍缺乏同情亦不难理解。

不受等级约束的“有情”

作为社会规范的“礼”为情感的萌生和流动划定了界限,然而,从书中也可以看出,曹雪芹笔下的贾府,虽然等级森严,但并不是铁板一块,人和人之间有很多礼教上“不需要”甚至于“不应该”的情感。这类情感可以看作是自发的、社会规则之外的,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曹公以“情”改造社会的理想。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的情节对刻画主人公贾宝玉的成长起到关键性作用;而龄官和贾蔷之间的感情,是超越身份地位的“情”的代表。根据第九回的交代,贾蔷是宁府正派玄孙,父母早亡,在贾珍身边长大,后来自立门户;“外相既美,内性又聪明,虽然应名来上学,亦不过虚掩耳目而已。仍是斗鸡走狗,赏花玩柳”;茗烟骂金荣亦是受贾蔷挑唆。龄官是贾蔷为筹备元妃省亲在姑苏采买的学戏的女孩子。众所周知,古代“戏子”地位极低,第六十回赵姨娘所谓“娼妇粉头之流”,固然有气话的成分,但从中也可以窥见“戏子”身份低微更甚于“奴才”。而龄官身上有明显的自主意识,第一次单独出场的情节即拒绝贾蔷安排的戏目,看到戏台上的雀儿,别的女孩子都道“有趣”,只有龄官联想到小鸟与自己相似的悲惨处境。当时的底层女性对贵族男性而言,主要是“欲”的对象,相当于物品,可以占有和买卖。[iii]但三十六回中,从起初的“笑道”和“赔笑”,到被指责后的慌乱,直到宝玉离开时仍“一心都在龄官身上,也不顾送”,贾蔷对龄官的“情”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表现不像“主子”对“奴才”的态度,更像现代意义上手足无措的恋爱中人。“情”的付出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对人格的尊重,当龄官指责买雀儿是“形容打趣我们”,贾蔷的反应是承认自己的疏忽大意,并立刻放生;对此时的贾蔷而言,龄官不是一个“物品”,而是有思想和情感的“人”。[iv]

书中促使贾宝玉“情悟”的,主要是龄官对贾蔷的“情”。第三十回,宝玉与金钏儿调笑触怒王夫人,导致金钏儿被逐——这时的宝玉对奴仆阶层的女性仍有轻浮和缺乏尊重的一面——紧跟其后的情节则是偶遇龄官独自在蔷薇花下画“蔷”字,宝玉的反应是“痴看”,直到第三十六回明白其含义,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宝玉作为贵族公子,且在府中最受贾母宠爱,因而面对周围的底层女性更容易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可以得到周围所有人的感情(“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而在龄官处受到的冷遇和目睹蔷龄的相处让他走出了原先的思维方式,认识到情感的边界(“各人各得眼泪”),这对宝玉的身心成长和宝黛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作者选择龄官这样一个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女性形象作为这一关键情节的主人公,无形中也传达出一种更为进步的理念:任何人发自内心的“情”都是值得尊重的,无论身份地位,人都有爱与不爱的权利。后文宝玉对平儿、鸳鸯、香菱等女性的同情和关切中,也几乎看不到轻浮和自私的成分。

在今天看来,“情”或许不是改造社会最行之有效的方案;但是,在曹公笔下,社会规训对情感的影响是有限的,“情”可以提供一种动力,让个体用全新的目光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认识到超越社会身份地位的“人格”的尊严。因此,对人与人之间“情”的刻画,是《红楼梦》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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