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存废大论战 折射近代中国存亡焦虑(下)

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行政会议,出席者几乎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西医或不懂医事的官员,包括余岩在内,没有半个中医参与。结果余在会议上竟提案要求“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兼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胡定安(1898年─?)也帮腔道:“先父是一个中医,设使今日先父尚在,鄙人也要反对到底”。最后卫生委员会竟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决议取缔宣传中医的杂志报刊、禁止成立旧医学校、禁止旧医诊治法定传染病等等。但最致命的则是所有中医得在一年内登记领照,国民政府却又规定中医训练期限为五年,这无非是断了所有尚未结业的中医学生的悬壶济世之路,落日条款一出,待现有的老中医逐一凋零后,中医便将自然消亡。

1931年,在中医界推动下,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国医馆,期许借此保存中医教育命脉。

如此狠毒的法案通过后,立刻炸出全中国中医界愤怒的声响,281名中医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反对废除中医”等口号。“神州医药总会”成立者之一包识生(1874─1938年)痛斥道“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

各地商铺、报馆、药业工会、甚至南洋华侨也都纷纷给予支持。最后在庞大的民意压力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宣示取消该议案,但卫生部竟声称“查中医一案,本部力主提倡……并无废止中医中药之说”,彷佛忘了通过废止中医案的主管机构究竟是谁。

不过,有废止中医之心的国民政府,又紧接着在1929年4月由教育部公告“查现有之中医学校,其讲授与实验,既不以科学为基础,学习者之资格与程度,亦未经定有标准,自未便沿用学制系统内之名称,应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这种说词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国民政府一面拒绝明订中医课程和学系,一面又指责民间中医学校不够科学化,故要予以降格,这岂不是逼民为贼?因此又惹起中医不满,蒋介石遂下令撤销。但教育部和卫生部竟又呈文给行政院,主张既然不能叫传习所,便改作“称为中医学社,俾成为学术团体……非摈弃中医于学校系统以外,实欲中医有自由发展之机会,不受教育规程之限制”。如此荒谬的论据,行政院居然采纳并通令推行,致使中医地位跌得更深更重。

虽然中医界后来改变战术,改要求国民政府设立国医馆、再附设国医学校,借此令中医教育得以不辍。接着再推动立法院制定《国医条例》,期许替中医争得与西医平等的法律地位,毕竟西医早已有《西医条例》保障权益。结果立法院余1933年更名为《中医条例》后准允通过,但力主废中医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竟悍然拒绝颁行,迟至1936年才在各方压力下公布。这不仅显尽国民政府打压中医的丑恶,更揭露国民政府罔顾民意、知法却不守法的面目。

抗战结束后,本以为将随着社会重建迎来新生的中医界,居然又开始遭受压制,教育部开始取缔各地中医学校,又利用《医师法》限缩中医权利。直到中共建政后,中医的处境才略有好转。1944年,毛泽东曾指示过:“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1950年,毛泽东又重申要“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这不仅仅是出于维护传统,更因为当时全中国的西医不过才2万余人,根本无力负荷所有人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因此若一味禁绝中医或阻止渠等接受新式科学训练,绝对不切实际。

不过中医仍在之后遇上些波折,比如195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下,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斌(1909─1992年)竟认为中医属于封建医,仍应予以禁绝,结果被毛泽东撤职;掀起文革狂潮后,许多老中医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红卫兵批斗,部分中医典籍也被视作“四旧”遭摧毁。待至改革开放后,中医的地位和教育才渐渐日形稳固。

只是即使到了今天,仍有部分人士对中医怀有敌意,如2005年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学者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呼吁“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引起非常大风波,也显露中医在当代教育和学术里的尴尬位置。

平心而论,中医存废论争是近代中国国势与文化自信几近全失的产物,当时不仅是中医,但凡一切传统文化都成了自诩进步的人士急欲打倒的对象,连废除中文、改写世界语的主张都不时出现,因此中医存废不单单是实用与否的问题,本质是中国文明可否获得现代性改造进而免于亡国灭种的疑问。

可叹又可幸的是,中医因最贴近民生、又牵涉最多人民利益,因此蒙受的扭曲最猛烈、也最有韧性存活下来。毕竟,中医虽然立论与现代医学不同,又掺杂诸多古怪的无效药方,但终归是经历古人几千年实践和探索的智慧结晶,客观上也是保护中国人口增长的助力,因此不能一概抹杀,更不能片面“废医存药”,两者实乃一体,医无药难立、药无医难施。无论就历史或医学价值而言,中医都具有相当重要的贡献,中国文化亦是如此。故时人如欲回顾那段激烈交锋的斗争,除了顾及中西医间的利益与学术冲突之外,更要明白当时中国人民内心那股深刻的亡国灭种焦虑感,那才是改变近代中国走向的根本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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