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风败俗之外 中国古人如何谈论性教育(中)

中国古人如何谈论性教育

“性”的地下化:春宫图秘戏钱

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周易》在汉代受到极高的推崇,魏晋时期又因玄学大盛的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并称为“三玄”,其中的“阴阳交泰”也成为世人所能坦然接受的观念。加上当时战乱频仍,世族社会为了维持门第不堕与人丁兴旺优势,传宗接代、生殖繁衍成为人们毕生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据统计, 自秦汉至宋代, 如《素女秘道经》、《房内秘诀》、《玉房秘诀》、《洞玄子》等关于房中术的著作共有30多部、390多卷,士人并不那么缺乏性知识。但当理学于宋代兴起,并作为社会主流,唐代之前那样的大方谈性逐渐变成“伤风败俗”,整个社会对性越来越隐晦,但又基于实际需要,性教育只能秘而不宣、暗中进行,以至于出现“春宫图”(又称秘戏图)、“秘戏钱”,女性只能等到出嫁时才由母亲进行性教育。

相较于文字,图画还是更为直观与具体。明代文学家沈德符(1578─1642年)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就有记载描绘性事的“春宫图”由来。书中称:“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西汉广川王刘海阳(公元前64年─公元前50年在位)令画师在房间四壁、天花板上等目所能及之处,画上各种性交图,供其作乐时"欣赏"。《汉书》中的:“坐画屋为男女臝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妺饮,令仰视画”,也证实了沈德符的说法:“春宫图”始于西汉广川王。

古时对“春宫图”的称谓很多,如“嫁妆画”、“秘戏图”等,通常是一卷有8至12张不同性交方式的图画,以木板印制,绘画水平不高,也非出于艺术家之手,民间的乡土气息相当浓厚。当女性出嫁时,通常会放一卷在嫁妆之中,让女儿嫁进夫家门后,于新婚之夜再与丈夫一起研究、观摩,故称为“嫁妆画”。在明、清两代,这类绘画在天津杨柳青(今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苏州桃花坞(今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桃花坞大街及其周边地区)、山东潍坊(今山东省潍坊市)等出产木版年画的地区都非常盛行。除了中国,19世纪的日本也依然还保留着父母在女儿新婚之日送性交姿势图书的风俗。

除了图画的形式,还有以“秘戏钱”进行性启蒙的方法。与“嫁妆画”内容相同,只是载体换成钱币,“秘戏钱”也多由新娘的母亲送给女儿,或藏在洞房枕下,或放入嫁妆之内,作为传授房事之用,让新人“按图索骥”。描绘北宋徽宗年间汴梁城景观的《东京梦华录》有载:“(结婚)前一日,女家先来挂账铺设房卧”,即很有可能会在婚房中放置“秘戏钱”。然而到明清时期,无论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性禁锢思想居支配地位,并要求社会中下层去情欲、远声色、求贞节,上述物品只能假称是趋吉避凶之用,甚至称其有为木造建筑“避火”的功效,将其的存在合理化,所以又称为“避火图”或“避火钱”。

除了平面的春宫图与浮雕的秘戏钱之外,为了让性事更立体、方便观摩,古人还制作所谓的“压箱底”,即拳头大小的有盖瓷器,外型多为吉祥的水果状,其实内藏一对呈性交姿势的男女,平时以辟邪为由藏于箱底。到了女儿出嫁前夕,母亲就将其取出教学“夫妻之道”。

由于明代出现如正德帝(1505─1521年在位)般荒淫无度的帝王,甚至在皇宫外建了一座“豹房”,并甄选大量美女于其中供其淫乐,代表统治阶层的腐化与纵欲无穷,导致不健康的房中数逐渐泛滥、扩散至民间。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市井文人将严肃、讲求节制的房中术,从医学角度拉低到黄色淫秽小说与春宫画的层次,这也反映了明末沉浸在侈糜淫滥的“亡国感”中无法自拔。明亡后,朝廷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谕:“严绝非圣之书” ,大规模扫除了“淫词”与“书刊”,虽然使明末以来的淫秽歪风得到遏制,但房中术相关书籍也在毁禁之列,尚未回复到健康发展的阶段又遭到新一波的打击,直到新式教育在中国施行前,把性教育视为洪水猛兽、淫秽色情的风气,到现今社会也未得到完全的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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