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丝路觅汉字 难以生根传播的软实力

关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考古,一直是近年中国大陆的考古重点。日前中国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项目进度报告会,主要讲述在甘肃、青海与新疆的考古新发现,像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木牌、武周时期(690-705年)受封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的慕容智(649─691年,吐谷浑王族成员)之墓等,除了出土大量精美的器物、壁画外,还发掘出不少文字信息丰富的文书,将有助于研究吐谷浑政权发展、唐代与吐谷浑的军事关系。唐代时期的丝路上,民族语言纷杂,汉字又是如何在此传播的呢?

唐代丝路觅汉字 难以生根传播的软实力

唐朝于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后,开始了西域的经营,并设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建立完整的军政管理,同时也让汉字在唐代时的丝绸之路上,透过商人、军队、外交使节与僧人在各个小国、民族间产生影响。

汉字在西域的传播渠道有许多种,而透过商业所带来的汉字传播最强而有力。由于与周遭各民族往来频繁,唐朝已有类似今日口译人员的职业,称作“译语官"。为了方便处理各项涉外事务,在唐代京师的鸿胪寺与中书省皆设有译语官职位,负责将重要诏书译为“蕃文”等。在朝廷中央拥有专业的翻译人员之外,边境地方州郡也设有译语官,除了透过翻译协助保境安民外,更肩负外交第一线的重要工作。不过译语官的人数通常不多,因此更需要依靠懂多种语言的胡人。

由于西域的龟兹(今新疆自治区库车县附近)、于阗(今新疆和田县附近)、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与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接受唐朝招安,成为从属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的国家。从此兵士改为常年镇守,眷属得以从军而居,因此让军人有了阅读汉文典籍的需求。

经过整理,在目前考古出土的西域汉文文献里,以佛典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社会经济文书,如土地、户籍、赋役、军事、诉讼等,传统的汉文典籍的文献是最稀少的。而大量的佛教汉文相关文献,则说明了唐代丝绸之路上佛教盛行的情况。龟兹、于阗等地不少前往中原弘法的胡僧,普遍通晓汉语,也能读写汉字,可说是西域胡人中拥有较高汉字文化水平的一群人,他们无形中透过佛教让汉字在当地传播。

一般的胡人百姓能够略通汉字就已经相当不错,从西域发现的汉文世俗典籍多是《论语》、《孝经》、《毛诗》、《千字文》、《太公家教》等当时唐代流行的孩童启蒙、识字教材与处世箴言,少有更为深入的汉文典籍著作。 汉字在丝绸之路上的消退,除了有唐朝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各民族自身的语言与文化上。学者研究,依据中亚民族有无自己的文字,对于汉字的接受与发展可分为两种。

唐代丝路觅汉字 难以生根传播的软实力

一种是汉字传入前已有自身民族文字,像是于阗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粟特文、藏文等。唐朝行政体系运作主要使用的语言为汉语,往来的重要文书自然写的是汉文,但有必要时会以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并用的方式呈现。在这些地区,汉字通行与否,主要取决于唐朝的政治影响力,一旦政治影响衰退,那么传入的汉语、汉字便会随之消失。第二种是汉字传入前还没有创造出自身文字的民族,他们则会借用汉字作为记事、传情表意的书写工具,更用汉字来进行自身族群的活动纪录与文化传承。

方正的汉字对于丝路上的中亚民族来说,终究不过是向汉人官府打交道时使用的语言,难以在西域生根。唐代以政治军事作为硬实力,以此向西域各民族传播软实力-汉文字,一旦政治军事的影响力不再,或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从佛教转为伊斯兰教,削弱了使用汉字的必要性时,依靠硬实力所带来由上到下的汉字文化传播,必然会逐渐衰弱、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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