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废除克什米尔自治 曾为清朝属国的拉达克

印度与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竞夺由来已久,不意印度忽然于今(2019)年8月5日,以总统令形式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赋予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径由新德里接管,并分割成立“查谟与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拉达克”(Ladakh)两个联邦直辖区,同时增派大军与实施宵禁。这除了招引巴基斯坦官民的强烈抗议与降级外交关系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于8月6日抨击:“中方一直反对印方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近日印方以单方面修改国内法律的形式,继续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毕竟,在克什米尔一带,新疆阿克赛钦(Aksai Chin)的巴里加斯地区西南隅遭印度掌控,被划归拉达克列城县(Leh district)管辖。而此处不仅是中国在19世纪沦于英国殖民者的失土,更确切的说,整个拉达克地区在历史上都曾是中国的属国。

清朝属国的拉达克

拉达克面积约5.9万平方千米,在印控克什米尔占比超过一半,但居民仅有稀少的27万人左右,大半是信仰佛教的藏族,以及什叶派穆斯林。早在唐朝时期,拉达克就反复在唐朝与吐蕃间易手。而当吐蕃内乱后,拉达克被完全纳入吐蕃皇室后代建立的古格王朝版图内,大批藏人迁居至此,令藏族文化与佛教信仰传播开来。即便15世纪拉达克创建南嘉王朝(The Namgyal dynasty of Ladakh,1460─1842年),也依旧是西藏地区的属邦,双方在政治、宗教与经贸上都始终保持紧密的往来。

根据查谟─克什米尔邦大臣哈希默杜拉汗(Hashmatullah Khan)的《查谟史》记载,在拉达克汗德雷南嘉(Delek Namgyal,1680─1691年在位,以下拉达克汗所载年份皆然)卷入不丹与第五世达赖喇嘛间的宗教战争后,拉达克军队遭到和硕特汗国的蒙藏联军痛击,即使稍后查谟─克什米尔大军来援,也仍旧没讨到多少便宜,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拉达克将侵占的阿里地区交还西藏;西藏的羊毛贸易可专卖给拉达克商人;每年拉萨会派出一名商官载着200驮茶叶、锦缎或达赖喇嘛赐予的圣物,前往拉达克贩卖,拉达克需在商官入境后全程无偿提供运输用的人力与驮兽;同样的,拉达克也得每年向拉萨派遣贡使,向清朝驻藏大臣、达赖喇嘛、萨迦派法王、以及各大寺庙进贡黄金、红花、印度旁遮普棉布等名贵物产。透过该协议,清朝与拉达克的宗藩关系日趋强化。

至于清王朝首度与拉达克直接接触,导因于18世纪同准噶尔汗国间的战火。1717年,准噶尔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派军进占拉萨,康熙皇帝即命胤祯、年羹尧等人率军同准噶尔激战,最后在藏人大将康济鼐、拉达克汗尼玛南嘉(Nyima Namgyal,1694─1729年,清朝记为尼玛纳木扎尔)的协助下,成功于1720年驱逐准噶尔军。接着在1724年,前往拉萨参加藏历新年的两名拉达克使臣,又随着第七世达赖喇嘛的使节共同前赴北京。此后,拉达克仍不时向清朝传达准噶尔或其他敌人的情报,并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尔之诸行,如渐次探得准噶尔之并寄来此处,皆尔之诚心,诚为可嘉。特为护此善行,赠与各式器物”。新王德炯南嘉(Deskyong Namgyal,1729─1739年在位,清朝记为德忠纳木札纳)继位后,也继续遵行协助清朝的政策:“臣理国事,尊释教,侦准噶尔情辄以告”,自佛教信仰与战略利害关系的角度,强调与清朝的友好。

不过由于拉达克位处地理要冲,周边各族各邦都想竞夺,因此拉达克对清朝也非诚心归顺,而是同时与准噶尔、克什米尔与印度莫卧儿帝国都维持联系以求自保。清朝对此也十分了解,川陕总督岳钟琪便在给雍正帝的奏折内指出,透过康济鼐得知拉达克“与哈齐甚近……彼原系哈齐部落,每岁受哈齐数万银钱,彼亦极欲归附天朝,但恐怕哈齐闻知,必加扰害,不复与银钱过活。内地遥远,照应不及,以此不敢来归”。学者孔令伟分析称,“哈齐”源自藏语,汉语还能转写成“喀切”或“卡契”,原本是指称克什米尔人,但随着当地的伊斯兰化,便成为藏人对穆斯林与莫卧儿帝国的代称。

莫卧儿帝国对拉达克的野心颇早就显露出来,当德丹南嘉(Deldan Namgyal,1642─1694年)在位期间,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1618─1707年)于1663年巡视克什米尔时威胁向拉达克动兵,迫使德丹南嘉遣使求和,并遵守莫卧儿皇帝的圣旨:在每周五伊斯兰教演说(Khutba)时颂祷奥朗则布的名讳;建造清真寺;以及发行和进贡镌有奥朗则布名号的金币;奥朗则布则赐予“罗阇”的封号与长袍。此举无异是要求拉达克汗承认莫卧儿的宗主权和皈依伊斯兰教,尽管崇奉藏传佛教的德丹南嘉满心不愿,但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也只能顺服。所幸莫卧儿帝国在奥朗则布驾崩后逐渐分裂,拉达克受到的压力减轻许多,故又回归倾向清朝的路线,还在1826年协助缉拿在新疆掀起叛乱的张格尔(1790─1827年),道光皇帝因此赏赐拉达克汗五品顶戴以示嘉赏。

然而,摆脱莫卧儿帝国桎梏的不单是拉达克,旁遮普地区的锡克帝国亦然,其在1819年征服克什米尔,扶植古拉伯‧辛格(Maharaja Gulab Singh Jamwal,1792─1857年)成为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新君主,并鼓动其袭取拉达克、西藏、甚至新疆,拉达克由此在1834年至1839年间受到锡克与克什米尔联军的征讨。虽然拉达克王室曾向驻藏大臣求救,但清朝竟未发兵解围,最后拉达克便陷落在锡克人的铁蹄下。接着,古拉伯‧辛格挟着战胜余威,又带着旗下军队与大约3千名拉达克人于1841年转攻西藏。偏偏清朝正苦于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无力分兵接战,因此只能在1842年将古拉伯‧辛格逐出西藏后,便交由地方官员自行与其签订停战协议。至于清朝对拉达克的宗主权,仅剩保持年年朝贡的虚名,但克什米尔军依旧占领当地,南嘉王朝也自此正式灭亡。

清朝属国的拉达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古拉伯‧辛格还没高兴太久,英国的殖民势力又紧接着扑来,陆续并吞与降服了锡克帝国与克什米尔,就此接管拉达克和中国之间的政经关系。1846年,英国印度总督哈定(Henry Hardinge,1785─1856年)要求清朝、克什米尔和英国三方共同派员勘定边界,并商讨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事务。两广总督耆英接到哈定的信函后,即刻覆函反驳道:“克什米尔与西藏,既有相沿界址可循,自应各守旧疆,无庸再行勘定”,并称中英贸易已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内有详细规定,不得再添新的贸易关口。虽然英国借口称“只欲指明旧界,并非另定新界”,还有恢复克什米尔与西藏间的例行贸易,绝无另立新约的意思。但清朝明白英国不过是想伺机占地和增开口岸,否则若真要遵行旧章,又何须重新谈判?

英国随后的行动,也证明其向清朝呈交的提议不过只是虚应故事。1846年英国在接到清朝答复前便自行组织划界委员会,测绘克什米尔与中国间的边界;1847年哈定闻知清朝正派官员查探英国人的动向后,又立刻单方面组织第二届划界委员会,夺占阿克赛钦的部分土地,还从此宣称克什米尔与中国间的界线已定。但这都只是英国片面的举动,中国从头到尾都未参与谈判、划界与签订任何有关当地的边界条约,因此历届中国政府都认定此为非法侵占,也拒绝承认印度对阿克赛钦占领地的主权。

只是拉达克虽遭克什米尔并吞许久,拉达克人和克什米尔人也一度和睦相处并相互通婚,甚至参加彼此宗教的节庆。但随着穆斯林的政经实力与人口逐渐占据优势,拉达克人开始心生嫉恨,痛斥克什米尔人在宪法保障的自治权中垄断资源,自认生存受到威胁。1933年创立的拉达克佛教协会(Ladakh Buddhist Association),还于1989年至1992年间朝穆斯林商家发动抵制与攻击,并鼓吹让拉达克分离出来成为印度的联邦直辖地,结果令双方更势同水火,冲突屡屡发生。

此外,由于同属藏族与信仰藏传佛教,拉达克佛教徒还颇支持达赖喇嘛,当地官员亦不时迎接其到访,无形中让拉达克成为当代中印博弈的另一个冲突点,使原本就十分复杂的情势又增添不安的引信。同时也正因如此,这回印度以强硬的方式取消宪法赋予其的自治权,虽然引来克什米尔人的强烈反弹,但对于一直想摆脱穆斯林的拉达克人来说,却代表新德里终于回应了他们的要求。出身拉达克的国会议员次仁香培(Tsering Samphel)便声称:“我们很高兴从克什米尔分离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了”。故这种复杂的民情和地缘政治,绝不能单用印巴冲突或宗教纷争之类的理由来解释,更不是印度一时兴起的大变革。所以外界必须理解,至少在拉达克地区,新德里的独断政策颇合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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